思想建设

暮色漫进客厅的落地窗时，我正翻到《九三学社史话》的第四部分。纸页微微散发新书的油墨香，指尖抚过处，隐约能触到七十多年前的余温。窗外是柳州盛夏的傍晚，天还没有全暗，西边还剩一抹薄薄的绯红，东边的天际一弯淡淡的月已经挂了上来。宋祁写“且向花间留晚照”，是想留住那一点将尽未尽的暮光。而那些消失在岁月深处的人，大约也如这暮色里的最后一道光，人虽不在了，光却留了下来，穿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此刻正落在我翻开的书页上。

那些滚烫的名字

第四部分讲的是一群人，一群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选择挺身而出的人，一群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选择隐姓埋名的人，一群在漫长岁月里选择用一生去兑现一句承诺的人。书页间密密麻麻的字迹，仿佛不是墨水写成的，而是光阴本身凝结成的琥珀，每一个名字背后，都封存着一个滚烫的灵魂。

王淦昌的故事，就在这一部分里。书里写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邀请王淦昌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要求他严格保密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时，王淦昌说：“我愿以身许国。”此后，他将名字改为“王京”，与外界中断联系长达17年。直到1978年，王淦昌才恢复了本名。除夕夜，王淦昌与邓稼先在帐篷里互相敬酒，邓稼先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说完，两人抱头痛哭。“以身许国”这四个字，我们读起来很轻，他做起来却重如千钧。说出“以身许国”这句话的时候，王淦昌已经是国际物理学界熠熠生辉的名字，他如果留在海外，离诺贝尔奖或许并不遥远。但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把“王淦昌”这个名字封存了。他“许”的不是一时一刻，不是一个项目、一次任务，而是自己的全部身份——名字、家庭、荣誉、情感。

书里还写到邓稼先。邓稼先打动我的，不是原子弹爆炸那一刻的光芒，而是那次空投预试，氢弹未能爆炸，他喊着“谁也别去，我是总指挥”只身冲进试验场，他知道那片被喻为死亡之地的试验场意味着什么，仿佛这不是赴死，而是职责所在。更让我唏嘘的是那位岳父许德珩，《人民日报》号外上的蘑菇云让许德珩激动不已，但他那刻却不知主导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就是自己家中那位“不知在做什么工作”的女婿。一个家庭的距离，隔着一个国家的秘密。邓稼先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生命全部献给未来的事业了”，是的，他做到了，只是那声“做到了”，家人等了28年才听懂。

王淦昌在戈壁滩上迎着风沙说“我愿以身许国”，邓稼先在病床上对妻子说“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这些人，他们把一生碾成齑粉，撒进时代的熔炉里，不求自己的名字被记住，只求脚下的土地不再被践踏。他们站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我缓缓合上书页，指尖还停在邓稼先那张黑白照片的旁边。窗外暮色沉沉，晚风吹动白纱帘，次第亮起的灯火从纱窗透进来，在纸页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那些光斑恰好落在邓稼先的名字上，像一枚安静的印章。那束从戈壁深处、从大半个世纪前出发的光，走了这么久，原来就是为了在这一刻，落在我手中的这一页上。

光落在我们肩上

那晚我阅读至深夜，关了灯才发现有一小片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清清冷冷的，我一时没有睡着，就静静地看着。先贤们留下的光大约就是这个样子的，不需你抬头去寻找它，它早已悄悄地，不动声色地照进你生活的缝隙里。

它不是史书上某行冰冷的记载。它是一种柔软且坚韧的温度，是危难时不肯低头的硬气，是风光时甘愿隐退的淡泊，是为一句承诺耗尽一生的深情。像柳江的水，表面柔软，却能把石头磨成沙；像柳州街边的老榕树，根须垂落，再扎进土里，又长成新的树。

后来的日子里，我开始留意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光：社员们义诊时额角的汗，前辈在政协提案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还有我自己每次走进教室前深呼吸的那几秒钟……它们都很小，很日常，但我知道，它们和先贤们眼中的那道光，源头是同一个。

那些从历史深处涌来的光，从来没有断过。它们只是换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承接，从重庆的草庐到柳州的街道，从“两弹一星”的巨响到一份提案、一次义诊……光还是那束光，只是折射的角度不同了，而每一个在岗位上默默发光的九三人，就是那枚小小的三棱镜。先贤的故事，像一树寂静的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只有我们走进去、读进去、用心去接的时候，那光的颜色才真正鲜活起来。

三尺讲台上的回应

读完《九三学社史话》的那个周末，我照例坐在书桌前备下一周的课。八年级下册有一课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备课本摊开在面前，笔拿在手里，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以前备这一课，我总在琢磨怎么才能把政治术语讲得通俗易懂，可那个下午，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邓稼先和王淦昌的影子。

课堂上我问学生：“你们知道一个人愿意隐姓埋名二十八年，需要多大的勇气吗？”

教室里安静下来。一个男孩小声说：“我连手机离开身边一天都受不了……”

另一个女孩举手问：“老师，邓稼先隐姓埋名的时候，他的家人怎么办？”

我没有急着回答。我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下一节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分享。有个小组查到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在丈夫失踪的二十八年里，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照顾双方老人，直到邓稼先回来时已经身患绝症，她没有哭，只说了一句：“我为他骄傲。”

教室里安静了很久。

那一刻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的眼睛，那些眼睛里有光，是我从未见过的、认真而郑重的光。我忽然明白，先贤们当年站在戈壁滩上、站在实验室里、站在重庆的寒夜中时，心里想的或许并不是自己的名字能不能被载入史册。他们想的，是几十年后，课堂上会有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故事而相信了一些东西，相信这世上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长，比名利更重，比时间更坚不可摧。

在柳州生活的这些年里，常常觉得这座城市和九三先贤们的精神之间有一种幽微的相通。柳州的工业是硬的，钢铁、机械、卡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脊梁；柳州的山水却是软的，柳江绕城、紫荆满街，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九三先贤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一边有着科学家最坚硬的专业素养和信念，一边怀着对国家和人民最柔软的深情。这种“硬的担当”和“软的深情”交织在一起，就是九三学社的精神底色，也是我想通过每一堂思政课种进学生心里的种子。

备课本的扉页上，我抄下了王淦昌的那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然后我改了一个字，写在了下面：“我愿以教许国。”把先贤们的故事带进课堂，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孩子们：这个国家，曾有一群人用一生去守护，而你们将来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深夜，再一次翻开《九三学社史话》，窗外街头的灯火依然明灭如星。我忽然想起蒋捷的词“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不同的是，我不觉得悲凉。因为我知道，那些从历史深处涌来的光，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们穿过战火，穿过戈壁的风沙，穿过漫长的岁月，此刻正落在我手中的书页上，落在我备课的笔记本上，也落在明天即将走进教室的那群少年身上。

而我，会是那个站在讲台上的小小传递者，用每一堂思政课、每一次和学生的对话，把光接过来，再一点一点地，递到下一双等待的手心里。

这大概就是读书的意义，也是我们站在这里、站在今天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