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设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句话，我们家四代人听了一百年。

曾祖父听的时候，它是一句誓言，需要用命去换；父亲听的时候，它是一声号令，需要用汗去守；我听的时候，它是一本书，需要用笔去写；而我的学生们听的时候，我希望它是一粒种子，需要用一生去长。

翻开《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之前，我以为自己已经读懂了这句话。读完才明白，我只读懂了一半——那一半，是“让”的决心；而另一半，是“让”的方法。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三年多，用的不是蛮力，而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实干。这一半，是曾祖父和父亲来不及教我的，而这本书，替我补上了。

曾祖父和父亲的答案——用命去换、用汗去守

1925年，我的曾祖父徐书宏在武汉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回家乡红安开展革命活动，成为黄安县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失败后，曾祖父作为七十二位游击英雄之一，转战黄陂木兰山。没有粮食，就挖野菜、剥树皮；没有弹药，就从敌人手里缴；没有后方，每一座山洞都是指挥部。那年冬天大别山下了很大的雪，他们在风雪中持枪坚守，等的就是一个天亮。

1930年，因叛徒出卖，曾祖父被捕，在黄安县八里湾东大河边（今倒水河）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七岁。

如今，他长眠在红安县烈士陵园。每年清明，都有人在他名字前驻足。他们未必认识他，但他们知道——这个人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为了一句“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把命交了出去。

我的父亲，是红安县觅儿寺镇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孩子要读书，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脚走。几十公里山路，从天不亮走到天黑，脚底的血泡磨破了又长，长好了又破。我问过他苦不苦，他说：“不苦，因为心里有光。”

他的入党申请书，我至今保存着。父亲的这一份，是一笔一划手写的——每一笔都工工整整，每一个字都棱角分明，没有一处涂改，像印刷体一样端端正正。后来我才明白，他写的不是字，是把自己整个人摆在了那张纸上——从今往后，每一个字都是他要用一生去兑现的承诺。

1998年，长江洪灾，武汉告急。父亲瞒着家人报名上了抗洪一线。整整一个月，他在堤坝上扛沙袋、堵管涌，与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一起，用身体筑成一道墙。回来那天他瘦了十几斤，母亲一看见就哭了。他只说了一句：“我是党员，这时候我不在，谁在？”

曾祖父用命换来的是“站起来”的中国，父亲用汗水守护的是“富起来”的中国。他们用一生，写完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分。

读《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让我心头一紧：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时，老百姓吃不饱。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之后，毅然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最终减掉了征购任务。有人劝他别冒这个险，他说：“老百姓饿肚子的事，不能等。”

一个在木兰山的风雪中用命去换天亮，一个在滹沱河的沙土间不让老百姓饿肚子。隔了半个世纪，同一个声音。

我的答案——用笔去写、用脚去量

我没有扛过枪，也没有扛过沙袋。我的战场，是书桌、是讲台、是一页页稿纸。

曾祖父那一代“让群众过上好日子”，靠的是“打下来”；父亲那一代靠的是“守得住”；而我们这一代，靠的是“写出来、传下去”——把那些用命换来的、用汗守住的，用文字刻进民族的记忆里。

2020年，我走进广西贺州大桂山深处。那是一片被群山锁住的土地——24条山冲把土瑶同胞世代困在大山深处。进山的路只有一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我在那里待了很久，和土瑶老乡一起吃饭、聊天、翻山。我写他们手上磨出的老茧，写他们眼睛里那团烧了祖祖辈辈也没有灭掉的光。有一位村支书，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不用走十几里山路去外村上学，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从山外往村里挑砖，一次四块，一挑就是好几个月，硬是用稚嫩的肩膀为孩子们“挑”出了一所学校。

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不就是正定那个骑自行车跑遍全县的年轻人吗？这不就是大别山深处那个在破庙里教农民识字的曾祖父吗？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依然有人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在奔跑。

那次采风回来，我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山那边，有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说，因为山那边真的有光——不是灯光，是天亮的光，是共产党带着老百姓一起凿出来的光。而我的笔，不过是替那些还在山里的人们，把那束光递出来，递给山外的人看。

师生的答案——把光传下去

作为高校教师，我不能只把故事写在纸上。我要把学生带到现场去，让他们亲眼看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在为“好日子”拼命。

2026年7月，我带领学生赴南宁市马山县勉圩村，开展“文灯照乡村，诗梦启童心”诗教美育实践活动。54名乡村孩子坐在简陋的教室里，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下人生中第一首诗。我们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在田埂上读诗，在树荫下写诗。有一个女孩写：“妈妈的背影/像一条路/我走上去/就不想下来。”读到的瞬间我愣住了——她写的不是诗，是她自己。

我的学生在总结里写道：“短期支教不必强求立刻看到孩子显著的改变，教育本就是缓慢浇灌的过程。我们只需耐心埋下文学的种子，润物无声地传授知识、传递温暖，静静等待种子生根发芽。”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父亲那份入党申请书——有些事不是一天能做完的，但只要一笔一划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刻，总有一天会写满整张纸。

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名女社员，我还积极参加“科普（艺术）进学堂”活动。在宁明县峙浪乡中心小学，我给孩子们上写作课。我问了三个问题：“你最快乐的事是什么？最伤心的事是什么？”一个女孩站起来说：“最快乐的事，是妈妈过年回家；最伤心的事，是妈妈过完年又走了。”全班安静了很久。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最朴素的语言里，藏着最深的中国。

我还是一名南宁市政协委员。去土瑶山寨采风，本身就是一次最深入的调研；把平凡人的故事写下来，就是最好的建言。我不只是用笔在写——我是用脚走出来的泥巴、用心感受到的温度、用眼睛看见的真实，一笔一划地写，就像父亲当年写那份入党申请书那样，工工整整。

同一个答案——从红安到正定

读完全书，我一直在想：曾祖父的血流进了红安的倒水河——当年他就义的地方。父亲的汗洒在了长江大堤上。而习近平同志的自行车轮，碾过了滹沱河的沙土。三条河，隔了不同的年代，流在不同的大地上。但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答案在这本书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做的一切——减征购、修校舍、招人才、推改革——说到底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这和曾祖父“为穷人打天下”、父亲“我是党员我先上”，是同一个句子。

不同的是，曾祖父和父亲回答这句话时，用的是生命和汗水；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用的是一个更可持续的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他把宏大的誓言，拆解成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为一所村小发一次火，为一种棉花叫一声“冯伯伯”，为一项“人才九条”一次次修订完善。大事业，从小事情做起。这才是这本书教给我的那“另一半”。

曾祖父没有见过新中国，父亲没有站上过大学讲台，但他们却把这本书里写的每一句话，都活了一遍。今天，我站在这里，接过他们的接力棒，把这条路继续修下去。我的学生里，有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也有城市长大的少年。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比我走得更远，把这条路修到更远的地方去。

2026年，是我曾祖父徐书宏牺牲九十六周年。

九十六年，倒水河的水从没断过。九十六年，山河记得。

那条路从红安的山林出发，经过正定的田野，经过土瑶的山寨，经过马山的村庄，一直铺到今天。路上走过的人，有的扛枪，有的扛沙袋，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拿笔，有的站上讲台——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曾祖父的答案是二十七岁的生命。父亲的答案是一笔一划的入党申请书和长江大堤上三十个日夜的坚守。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答案是三年多、两万多公里、一份减征购的报告。我的答案是《山那边，有光》，是马山县孩子们读诗的声音，是支教日记里那句“耐心埋下种子，静静等待它生根发芽”。

九三学社的女社员、写作者、高校教师、政协委员——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我的答案是：用文字记录时代的脉搏，用讲台传递下一代的火种，用支教把学生带进真实的土地，用履职回应群众的期盼。与党同心、爱国为民——这八个字，是我从曾祖父的血里、父亲的汗里、正定的书页里、土瑶的山路上、马山的黑板前，一寸一寸长出来的骨头。

曾祖父长眠在红安县烈士陵园。他守着那片土地，而那片土地上的后人，正替他看那个他没能等到的天亮。

曾祖父的血流进了红安的倒水河，习近平同志的自行车轮碾过了滹沱河的沙土。两条河不会交汇，但它们流向同一个大海。就像那条路，从红安到正定，从昨天到今天，不会中断，也不能中断。

当风吹过倒水河的时候，每一朵花都在替他说——

好日子，你们替我看到了；
这条路，你们替我走下去。

（ 作者：徐向群，女，九三学社社员，南宁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协副主席，广西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