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议政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已呈上升趋势。农村的“三大纠纷”虽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就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因此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的“三大纠纷”案件，平息和解决纠纷，抑制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应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侧重点。
    一、 当前农村“三大纠纷”频发的原因
    1、管理体制多变和管理混乱是纠纷产生的历史性原因。建国以来，土地政策一直处于多变不稳定状态；从土地改革到四固定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管理体制多次变动，土地、山林权属随之多变，期间合了又分，分了又合；七十年代的打破界线，在荒山造田造地，打乱了许多地方原有的管理界限，加上档案资料不全，造成日后纠纷大量发生；八十年代的林权发证，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许多地方工作不细致，出现了不少重发、漏发、错发的现象，引发了大量的纠纷。
    2、法律和政策的衔接不协调，是纠纷产生的法制性原因，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出台到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在历经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经营中产生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再到政策调整与法律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国家多年来的农村土地政策不稳定，几经变化，而土地又不能随着人们的观念改变而随意改变。法律政策的多变性和灵活性与土地变动缓慢的过程性、滞后性产生矛盾和历史形成的农村土地现状混乱，以及许多地方没有根据国家法律、政策的改变对土地及时进行调整，导致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产生。
     3、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是纠纷产生的思想性原因。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的减少，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土地收益和土地的利用价值明显提高。而农村干部和村民法律和管理观念意识较低，有的为了眼前经济利益驱动，编造证据发动土地权属纷争，较多的群众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因而抱着“大闹大得，小闹小得，不闹不得”和“法不责众”的偏激思想闹纠纷。还有些地方群众在产生纠纷后，由于得不到政府及时调处或虽经调处但达不到自己愿望时，便发动械斗，企图以武力抢占资源。
     4、农村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是纠纷产生的现实性原因。近年来，由于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圈占农村土地增多，使农民可耕种土地不断减少。同时，农村人口不断增多，使得土地矛盾日益突出。加之，农村人口与人口之间；村屯与村屯之间的土地占有量不均衡，有的村屯人多地少，有的村屯人少地多，人少地多的村屯有时自己的土地耕种不完或疏于管理，加之界线不清，很容易被周边人多地少的村民抢占而引发纠纷。
     5、国家不断加大农村扶持力度是纠纷产生的利益性原因。一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和政府逐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建设，涉及农村和农业的政策也逐渐向农民利益倾斜。使农村的土地收益增大，激发了农民更多占有土地的欲望。二是新的农村土地管理办法的出台，规范了土地的补偿标准，保障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获得合理补偿的权利，过去不起眼的一亩土地，现在一经开发征用便可得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以上的补偿。由于利益的驱动，加剧了农民想更多地占有土地的欲望。因此，哪些地方土地升值，纠纷就发生到哪里，土地升值点已成为新的“三大纠纷”多发点。
     6、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纠纷产生的社会性原因。社会转型期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质的依赖。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很多农民对基层组织，甚至对乡镇政府大多持有“不偷不抢不怕你，有吃有喝不求你，遇到麻烦才找你”的心理。有的农村基层组织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一些地方发生的纠纷，基层干部不仅不能及时对群众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化解，反而成为引发纠纷的组织者或幕后支持者，致使农村 “三大纠纷”持续不断。
     二、“三大纠纷”的特点及危害
    “三大纠纷”具有破坏性、复杂性、季节性、区域性、群体性、反复性的主要特点：
     1、破坏性。“三大纠纷”从发生到发展，一般来说就是双方出动群众，提出权属争议，纠纷双方容易发生冲突，严重的会发展到破坏土地上的作物和强行砍毀林木、破坏水利设施，最后导致发生械斗。其危害：一是影响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多数是因“三大纠纷”引起的，在上访案件中属“三大纠纷”内容的也占了多数。“三大纠纷”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了一种破坏因素，对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生产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凡是在发生“三大纠纷”权属争议的地方，经常是你种我拔，你抢我夺，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尤其是发生过械斗的地方，几乎变成有田不能种、有路不能走、有学不能上的僵局。二是影响和破坏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经过艰辛努力，以软、硬两方面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来一大批外商投资，但一些地方项目开发区的“三大纠纷”不断，直接影响和破坏了投资环境，给外商造成了不良影响，影响当地的招商引资。三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伤害连续不断。“三大纠纷”主要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资源权属争议，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号召力。利益驱动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械斗，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四是“三大纠纷”牵扯了党政机关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县、乡（镇）抓经济建设。
     2、复杂性。从纠纷产生的原因看是多方面的，它涉及面广，调处的难度大。它不仅涉及到林木、林地、水利、土地，有的还涉及到山界、林界、水量分配及行政区域界线等。
     3、季节性。农村纠纷的发生，带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多集中在春、夏、秋及清明节。历来发生纠纷的情况是：春季争土地，清明争山场，七、八月争水利。
     4、区域性。经济开发区随着土地的升值，往往引发大量的“三大纠纷”。土地升值点已成为新的“三大纠纷”多发点。
     5、群体性。“三大纠纷”从发生到发展，往往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群众对自然资源权属的争议，具有群体性。
     6、反复性。“三大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长期得不到圆满解决，或一方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往往会出现反复。
     三、处理“三大纠纷”建议
     1、加强县、乡（镇）、村、组调解组织建设，完善调解组织的各项制度，强化村、组矛盾纠纷排查网络，调整充实村、组调解组织，增强各级调解人员的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各级调处人员应选拔部分有经验的下级调解人员，给下级调处人员有机会升迁。
     2、强化“三大纠纷”排查机制，坚持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采取条条排查与块块排查，定期排查与集中排查，普通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的办法，及时掌握纠纷发生情况及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情况，并进行登记和分类处理，防止纠纷激化。
     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组织小品、文艺演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到村组演出，宣传法律、法规，提高村民的素质和法制意识。
     4、充实调解人员队伍，保证办案所需的必要设备，增加对调处工作的经费投入。
     5、加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法院及其它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
     6、加强对调处工作人员的培训。定期对调处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加强耐心性、坚韧性、以理服人和讲话技巧等教育，提高调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确保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化纠纷于萌芽状态，调处矛盾于起始阶段。并对优秀调解人员及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社桂林市委  张国林）